第七百零六章 错误

(读小说吧 www.duxs8.net) “真真滑天下之大稽！” 吴可看着手里一份朝廷颁发告示，脸上全是掩饰不住的讥讽。︾， 看着告示上那些‘妖言惑众’的辞，他真不知该什么是好。 作为政府公告，如此不负责任地把“风闻”写在上面，并动用政府力量，将之贴满天津的大街巷，本就有故意激发民意的用心，朝廷高层删减曾国藩的奏折的用意，恰恰与此同出一辙唯有把曾国藩彻底推到“卖国贼”的程，朝廷的媾和政策才可能在汹涌的民意中存在操作空间。 否则，被骂为“卖国贼”的就将是朝廷中央高层，而不是曾国藩了。 这是一个耐人寻味的情节月25日，曾国藩的《查明天津教案大概情形折》送抵京城，朝廷又一次就教案进行了大辩论，早已从重创中清醒过来，并恢复了一定元气的慈禧太后躺在病榻上明白表态“此事如何措置，我等不得主意”。 慈禧太后如此占权让恭王十分不满，却也无可奈何只得捏着鼻子认了，谁叫大义名分在慈禧太后那边呢，他又没有取皇帝代之的想法。 同一天，在传给曾国藩的又一道谕旨里，这位还躺在病榻上，35岁的年轻太后对处理的具体方案一无所及，只是一再强调自己的美好期望“和局固宜保全，民心尤不可失”。 也是在这一天，年轻太后强势主导了朝堂上的声音，删减了曾国藩“论持平”的奏章，然后将其披露。接将曾国藩送上“卖国贼”的十字架。 只能缠绵于病榻上的慈禧太后当然早就“得了主意”，有了曾国藩的“彻底卖国”垫底，朝廷接下来的措施，就会特别显出其“公正”，更容易获得朝野内外的“民心”、“士心”的认可。 …… “真真好人不长命，祸害贻千年！” 吴可从‘内部人士’那知道了这些消息，忍不住摇头冷笑连连。 “是啊大人，而且恭王也实在太软了点！” 身边幕僚跟着插了一口，脸上神色有那么点不屑。 “呵呵，恭王能力绝对不差，但性格方面还是有些缺陷的！” 吴可轻轻一笑，并没有对此发表什么意见。 “都让一个缠绵病榻的女人骑到头上了，这真是……” 幕僚摇了摇头也不好什么了，只能在心中暗叹一声，难怪这厮当年搞不过咸丰，果然是有理由的啊。 “这些都是皇家内部事务，咱们就没必要瞎参合了！” 吴可摇了摇头不想多提这事，话风一转沉声问道“关于天津教案的事情，两广民间是个什么反应？” “还能有什么反应，群情激奋！” 起这个，幕僚的脸色也跟着严肃起来，显然他对民间过于火暴的舆论十分担忧，接着汇报道“特别是学堂里的那帮年轻人，要不是各地官府及时疏导估计要出大乱子！” “让下面人好好引导，要采取温和手段不要刺激这些满腔热血的家伙！” 吴可眉头轻皱，沉吟片刻吩咐道。 “好的大人，我会通知吸取的！” 幕僚虽然有些不以为然，但最后还是点点头应承下来。 眼下能读得起书的家庭，最少都是中农身份，大部分出身都不差，这些公子少爷们闹事，只要不是太过当地官府不会穷追猛打。 虽然这些年吴可极力发展官学，但是限于师资力量以及传统因素，能来官学上学的贫家子弟不足官学学生的五分之一，其余数额几乎全被关系户拿下，私塾数量虽多但那不受官府控制，基本上都掌握在各地宗族手中。 倒是乡勇队开办的各类工厂以及企业，都有属于自己的附属学堂，专门招收旗下员工子弟半免费就读，就是这样也引来仕林好一番牢骚，认为这些工厂和企业附属学堂有辱斯文，不是他们盘中的菜。 没办法，此时的读书人都是稀缺资源，逼格高大上得很，为了维护他们的自身利益，其实并不怎么赞同普及教育的。 “两广地区的洋人们是什么反应？” 吴可轻轻点头，随口又问道。 起这个，幕僚脸上便忍不住露出丝丝阴冷和愤怒…… …… 再天津那头，曾国藩到天津后的调查基本上反映了教案的事实迷拐、挖眼、剖心等均系传言。如被指为教会装满婴儿目珠的两个瓶子，经朝廷官员打开一看原来是腌制的洋葱。但事实的澄清无助于减轻曾国藩所承受的空前压力一方面是国内强大的舆论压力，各地激愤民众根本不相信曾的结论，天津更是民怨沸腾；另一方面是来自列强的压力，事件发生后，法、英、美、俄等七国联合抗议，并以出动兵舰相威胁。 高呼“民心可用”的李如松们自然只不过是嘴上快活罢了。10年的大清，实在无力与西洋列强作一鱼死破之斗。曾国藩对此是深知的；接替曾处理事件的李鸿章，表面上虽然嘴硬，称“彼既挟兵船而来，似不能禁我之不调兵”，并把郭松林军放在河北彰德，周盛传军扎在山西平阳以壮胆，以迎合民意。 但私下里却又不得不对人诉苦“目前只求不开兵端，免得中外骚动，牵掣大局”，并悲观地表示如果议和不成，真的与法国开战，则淮军“未足当劲旅而操胜券”。 然而，纵使给予再多的理解，曾国藩最后的表现仍是让人失望的。 他先赞扬了“天津士民皆好义，各秉刚气”，然后又指责他们“徒凭纷纷谣言”，给国家添乱；他先是拒绝了法国要求处死当事的三名天津官员的无礼要求，将他们送出天津以避风头，但最终又没能顶住朝廷对他“包庇犯官”的指责，将他们找了回来再次流放。 最后，曾交出来的，是二十名姓，曾希望用他们的人头，来给被打死的20名洋人抵命，就此了结此事。 这位最后的“理学圣人”，在这一刻是如此地举止错乱。他可以不知道近代西方法理，可以不了解近代外交规则，这都是时代的限制。但是，他怎么可以忘了孔孟那古老的教导——“仁者爱人”？ 更沉重者亦有之，在这“可用”、“可欺”、“可杀”的民心背后，还潜伏着某种更可悲的古老意识。 10年，天津教案的接导，火索，是民众愤慨于他们的官员被洋人欺负，“听法国人打官闹事，心生气忿”，因而随手抄起家什，“赶去护救”； 不久后四川的一份无名告示里道“洋鬼子前次窜吾国通商，士宦庶民等多受洋烟毒害，今又欺害清朝命官……如此无理太过，吾今劝汝早早各回本地通知汝主，要与清国年年进贡，每岁礼朝，倘教一年不到，吾报主恩点典，就乾坤仙师八位，神将六十四员，神兵五一十二个，多者一日之功，斩尔鬼国人等寸草不留。” 还有延平告白里乡民们如此表述自己的拳拳之心“(洋鬼子)设教堂于冲途，显招爪牙，无非欺我幼主，谋我中国。正臣子痛心疾首，仇不同戴天者也！” 更有一份名为《玉差巡查中国事务前唐封齐天大圣平坚猴孙示谕》的揭帖如此道“今有六事要紧，公求保护勿伤。第一求保三教，第二求保纲常，第三求保社稷，第四求护农商，五保黎民妻子，六护贵府闺房，官员若不保护，姓自等主张。各存良心一点，报答天地之光，报答圣贤仙佛，报答大清圣皇，报答祖宗父母，各图万古流芳。”把那些形而上的东西剔除之后，“社稷”和“大清圣皇”，仍然在乡民们心目中牢牢占据着首要的位置。 理解了这一点，就能理解“天津教案”真正的悲剧所在；就能理解真实历史上若干年后，那些北中国的乡民们在“齐天大圣”的指引下，怀抱符咒冲在“扶清灭洋”的第一线时的那种“真挚”的情感。 总税务司英国人罗伯特赫德也参与了天津教案的斡旋，曾国藩的一系列动作让他感到难以理解。他给了这位“理学圣人”一连串的刺耳评价，包括“优柔寡断”、“被评价过高的人物”、“与他的崇高声望名不副实”、“才能不过平庸而已”等等。 最让赫德崩溃的，是曾国藩提出来的“拟一命抵一命”的了结方式——洋人被殴毙命20人，那就杀掉20个中国人偿命好了，赫德无奈地感觉到自己“似乎是在一个祠堂里和另一个族长对话”。 曾国藩对津案的处理深感内疚。他在致数十位友人的信中,表示忏悔“内疚神明，外惭清议”。将主要的责任归咎于自己,“办理洋务素未研求，情形过生，料敌未审，曲从所求，措词多乖，此实鄙人之责，岂可事后归罪于人”。 曾的这一自我批评是中肯的。在他生命的最后两年，他确实已经很少再触及洋务，“而日从事于经史”。 天津教案发生，消息所及，各地民众过年似地大肆庆祝，譬如上海“猛兽似的乌合之众在全城大街巷里狂叫‘先杀死法国人，然后再杀死别的外国人。’”